中央环保督察组向贵州省委、省政府反馈督察意见，至此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7省市督察意见在4天之内全部反馈完毕。在督察反馈意见中，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各省份存在“地方保护”一一指出。

截至督察反馈时，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7省市的31457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共立案处罚8687家，拘留405人，约谈6657人，问责4660人。

敷衍塞责“假装治污”

环保督察组对天津的反馈措辞严厉，给出了“环保工作与直辖市的定位有明显差距”的差评。

督察组在反馈情况时，特别提及了督察中发现的多个环境治理敷衍了事的问题。滨海新区、武清区“走捷径”，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经政府常务会研究出台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大气环境保障方案，在监测站周边区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

包揽责任出台“土政策”

“地方保护”的情况在贵州部分市县也存在。据通报，遵义市播州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主动包揽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多次由县财政出资为老干妈食品公司遵义分公司建设并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并违规与企业签约，明确限制环境保护等部门对该企业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在福建，环保督察组发现，福建省一些领导干部对当地环境质量盲目乐观，对当地明显存在的生态破坏、环境基础设施落后、城市脏乱差等问题缺乏基本认识。还有一些同志把环境基础设施问题归于历史欠账，把长期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归于客观原因。对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往往等到上级督办或媒体曝光才下力气解决。根据国家要求，各地方要在2015年6月底前全面清理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但2016年莆田市政府仍然出台“无检查周”和“下限执行处罚”等“土政策”;南平市建阳区不仅没有清理旧的“土政策”，2016年还连续出台3个阻碍环境执法的“新文件”。

湖南省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但政府在相关规划中仍侧重于产能扩张，对重金属污染防控没有提出严格要求。“有色金属之乡”和“鱼米之乡”这两个曾经让湖南人引以为傲的称号，现在却成为“民心之痛”。督察指出，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出台“土政策”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保护。比如永州市要求实施涉企首违免罚制，株洲荷塘区委、区政府制定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度。

行动迟缓流于形式

山西省重发展、轻保护问题突出，2015年，山西不顾省内火电已严重过剩一年上马20多个发电项目。一些地方面对突出环境问题时，漠视群众环境诉求，往往在上级督促或媒体曝光后，才被动应对，有的甚至被多次督查约谈后，仍行动迟缓。吕梁市连续两年被环境保护部公开约谈，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整改工作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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