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说明，中国经济的这一轮调整可能有它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我们过去30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特 别是本世纪以来，这一轮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正在不断地强化，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模式有它很多特有的优势，大规模经济，带来的特有 的优势，这种差异性、这种特有的规模优势可以分摊成本。中国模式还有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带来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模式还有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竞 争，这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文章称，到任何地方去，都会看到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在其他国家是很难见到的。但中国 模式也有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经济转型要解决这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 第一个约束条件就是对高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第二个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 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两个基本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因此必须解决怎么样来替代外部需求的贡献，有效地提升内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特 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产能过剩的压力不断加大。同时，由于重化工产能的 过度扩张对资源的需求、对环境的压力带来的矛盾也在增加。再一个，由于资源和要素供需条件的变化，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在继续上升。怎么样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 要素高强度投入的依赖，提升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是我们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

危机以前，我们这一轮高速 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全球资源和市场整合带来的分工深化和增长，由于分工深化，带来了规模效应的扩大，这种增长，过去几年，由于全球化的推 进，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危机以后，可能这个条件会发生变化，首先全球化可能会从危机前最高潮的时期进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

第 三，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这次危机也是全球失衡的一次强制性调整。我们这次危机势必进一步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再平衡过程，发达国家也在提高储蓄率，降低消 费率，可能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这对我们也形成一个倒逼压力，倒逼你改变过高的投资率，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文章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至少三到五年，都可能是一个调整期，我们的增长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1、经济结构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调整。2、增长模式也需要 一轮战略性的调整。3、保障这两个调整到位最重要的还是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过去我们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模式，现在剩下的一些领域可能都需要一些 战略性改革攻坚来解决，包括要架构一个新的产权制度，像土地和环境的产权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要素高投入就不能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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