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4万亿投资是不是“鼓励”了产能过剩？其二，“保八”是不是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相左？其三，经济增长是不是对冲了结构调整？其四，扩大投资是不是加剧了消费不足？其五，信贷增长是不是导致通胀预期的“元凶”？其六，“国进民退”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这是尖锐的六大质疑。但试想一下，面对呼啸而来的世纪性经济危机，如果没有“4万亿”的手笔、“保八”的决心、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大量信贷的支持、基础投资的带动，且不论产能过剩、结构失调和消费不足等问题是否会因此就能改观，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一年间纷纷“落马”的情况下，三十万亿规模的中国经济会步入何等境地，就足够引发人们的猜想。

事实上，这场危机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虚拟经济产能过剩的总爆发，造成市场购买力的大幅短缺。这种货币意义上的短缺并不代表实际需求的不足。相反，当我们看到全球还有数十亿人口处在低水平的生活景况，迫切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消费产品改变生活条件，我们是不是应该重估针对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扩大投资”的指责？

或许大家已经忘记了1998年的经验教训。在那场让亚洲“四小龙”元气大伤、“四小虎”一蹶不振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为什么会胜出并由此独领风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沿海众多外向型企业依靠国家政策支持活了下来。当市场逐步复苏后，活下来的“中国制造”成为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眼下，同样的情况发生了，关键是活下来，活下来就能“剩者为王”。所以，在上述频遭质疑的宏调决策后面，深藏的不是“寂寞”，而是智慧。

至于“国进民退”，直观比亚迪、联想、华为、阿里巴巴、万科和民生银行等民企今年在市场上的表现，是不是我们会同意，在经济“冬天”里，企业规模在生存风险上的不同表现，使得“大进小退”远比“国进民退”更准确地描述了危机中的企业生存现状。

当然，“是药三分毒”，危机下的宏调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副作用，其中信贷增长的超量、结构调整的不力、投资行为的盲目，等等，都需要决策者在制定未来宏观政策前作深刻的反思和调整。但我们在批判政策局限性的同时，不能轻易否认它已经产生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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