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杠杆化”货币超发需重视

中国要彻底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短期可依靠政策拉动，长期则需依靠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业提升。吴敬琏认为，所谓短期政策，无非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增加需求，力度很大，并已见效。1月到9月份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加近30％，今年贷款总量肯定超过10万亿元，达到空前高位。尽管全年gdp增长保住8％没有问题，但发票子增长仍大大超过供给增长。

针对当前“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争论，吴敬琏表示两种预期判断都有一点问题。其一，“因为票子发得很多，马上要通胀了”，这个判断急了点，不会那么快；其二，“现在没有通胀就没有关系，可以再发票子”，也不对。他提醒说：“对付危机应‘去杠杆化’，但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再杠杆化’”。这根掌控两头轻重的杠杆，就是资本和债务之间的比例关系，而现在债务一头的比例却增加了很多，因此不可轻视货币超发。

“国进民退”现象应充分注意

为了支撑经济而大量放贷，大量放贷就会出现金融风险。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自保，就有区分、有类别地选择企业来发放贷款。10万亿元贷款一下去，主要是贷给了各级政府和国有大企业、以及拥有国家项目的企业，大量民营小企业贷款日益艰难。“这样就出现一个‘挤出效应’，发生了‘国进民退’。”吴敬琏认为，这并非好状况，应充分注意。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应充分发挥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性作用。吴敬琏说，据调查，70％以上新的技术创新都出自小企业。“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给他们信心。”

“有所不为”行政准入过多

吴敬琏认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必须打破制度性障碍，这些障碍往往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问题，“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为方面，最重要的是提供法律环境、经营环境，还有就是公共技术平台，这些东西需要政府牵头。在有所不为方面，比如，不应设立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对于国内市场，应根据法治“非禁即入”，不应通过行政批准进入。吴敬琏同时指出，有些地方行政部门肥水不流外人田。此外，“指定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也应在政府“不为”之列。他认为，不为而为，可能出现判断失误，使投资效率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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