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自1927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在1939年，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这时候，抗战14年中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已经结束。虽然这个具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名城最终落入敌手，但中国抗日战争已经摆脱了战争初期溃败民心的动摇，开始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日本侵略军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包括东渡黄河的红军，以及正逐步被唤醒的广大中国人。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作出了大量的努力。

毛泽东分析，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无法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为此他多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联系，“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1937年7月平、津相继陷落后，蒋介石才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相关谈判出现转机。当时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布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布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

此前在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已向红军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聂荣臻回忆:“7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8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战。

以数天后爆发的平型关大捷为标志，共产党军队开始在山西广泛配合晋绥军作战。在山西战场仅两个月时间内，八路军就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百余次，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1938年初，蒋介石甚至从山西抽出七个师和一个旅交给朱德和彭德怀指挥。在1938年初进行的徐州会战中，八路军在华北广泛的游击战有力牵制了日军南下的部队，为台儿庄大捷起到了直接配合作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对此表示了赞赏。在1938年6月武汉会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主动配合武汉保卫战，先后作战上千次之多，多次配合了浴血奋战的国民党主力部队。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全线进攻面前，国共双方进行了多层面的合作。共产党方面，曾经在武汉协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军政训练;中共长江局还以合法名义直接参与了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班的工作，向许多国民党军官传授游击战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在国民党方面，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方便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积蓄革命力量，筹集军需物资，并向抗日前线输送人才。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分子，武汉会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需用品的重要来源。蒋介石也多次公开嘉奖八路军、新四军，让全国军民加深认识和了解中共抗日的意志和决心。

武汉会战开始后，共产党中央通过武汉长江局各负责人，提醒国民政府避免再次出现此前一系列会战中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导致损失过大的教训:“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甚至提醒中国军队如果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提到他向蒋介石介绍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持久战》，被蒋介石授权指挥武汉会战的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获得了蒋介石的认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将《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保证了武汉会战最终实现作战目标。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的密切合作，共同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武汉会战期间进入到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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