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开始于1980年代初，从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铁”，到后来的买断工龄、“从头再来”，再到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里，相关的争论和反思从未间断，并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达到了高潮，最后甚至延伸为对改革开放的前途和合法性的探讨上。

而这一系列的讨论，多集中于国有、私有哪个更有效率, 以及国有资产改革会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但如何从根本上落实缺位的全民资产名义“所有者”，一直是一个被避而不谈的问题。

2007年年末以来，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多个场合呼吁把国有资产平分给老百姓，让国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此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来拉动内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年8月，记者在北京就相关问题和陈教授做了交流。

国有资产改革的误区

记者：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您对这个领域的改革有何评价？

陈志武：过去30年的资产财富国有，总体效果是积极的。特别是跟印度相比，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工业产能、建设基础设施等等。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汇集起来，又没有资源的国有，所以，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因此，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我们不能总是投资建厂、修路、盖大楼，而忽视消费，现在已经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增长不足，而不是工业投资不足。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现在要改了，消费也是发展经济、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

对于以前总处于温饱边缘的农业社会，生产能力低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那种“发展经济等于扩大生产建设”的观念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谢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产能的扩张。

所以，过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为什么要把国企民营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必须从财富的国有还是民有，谁更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谁更能促进经济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问题。

在生产性资产民有的社会里，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个经济和社会一片繁荣。可是，在中国只有gdp增速超过9%时，社会才能体验到繁荣，因为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过工资的有限上涨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缺乏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我认为，民有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记者：那么民有化的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以上是网络信息转载，信息真实性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