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去世

捐献遗体不知往哪送

郑顺江生前是北京电器厂退休电工，1999年的一次住院后，老郑决定身后将遗体无偿捐献。“当时他填申请书的时候家人都不知道，后来让我们签字的时候才知道，家人都不同意。”郑顺江的老伴丁海兰说道，当时老郑一个一个做工作，儿女们才相继同意。1999年7月30日，郑顺江和原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签订了“北京市公民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同年10月12日，郑顺江在宣武区公证处做了公证。“父亲去世后，我们立即根据协议，向申请书上的北京医科大学接受站打电话，但是无人接听，而另外一个节假日值班电话竟然还是个bp机号码。”老郑的儿子郑小军说，家人当时联系不到接受站，又不敢轻易将遗体放到太平间怕被冻坏，一家人既伤心又着急。郑小军按照捐献协议上的电话，打到协和医科大学接受站。但对方因不是与他们签的申请，故不能接受遗体。

郑顺江的儿女们又查询到北医大的相关电话，但均无人接听，“到早上8点左右的时候打到北京红十字会，终于有名女士答应帮我们联系。”郑小军说。到了8点半，北京大学医学部接受站的电话才打过来。

■人手不够

北大医学部解释原因

“变更电话后没有及时通知捐献人，是我们工作失误。”北京大学医学部接受站负责人刘勇寿对郑顺江的家人说。

但刘勇寿随后表示，由于上午还有一具捐献的遗体，接受站这边人手不足，希望能下午再去接收。“我当时就不同意，我父亲去世后身体都捐出去了，他们的电话打不通，互相推诿，怎能还要我们再等上大半天。”气愤的郑小军当即在电话里和刘勇寿吵了起来。上午11点，北京大学医学部叫来的灵车出现，将老郑的遗体拉到了学校尸体库。“办好事咋这么难呢！”郑顺江的老伴丁海兰伤心无奈。

北京大学医学部接受站负责人刘勇寿说：“我们没有承诺24小时随叫随到。我们解剖教研室一共10个技术人员，只有两个人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还都是兼职，运作起来肯定会有缺陷。”刘勇寿介绍，北京市一共3个接受站，是由北京市红十字会牵头，归各个学校负责，而且解剖教研室的工作量很大。刘勇寿说，曾经对学校提出过设立一个专职人员负责，但没有通过。“其实只要签了申请书，三家接受站都是可以接收的。”刘勇寿说，他们就曾经接过一个首都医科大学的捐助人，还有过一个本校的捐献人送到了协和医科大学，“但是各捐献点缺乏足够沟通，还要由红十字会协调”。

■加强沟通

遗体捐献站的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医学部从1999年开始已经接收了77具遗体，2004年有15具，2003年有20具，首都医科大学情况类似，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比较多一些，在2004年有50余具。“跨校接收遗体可以，一般不是跟我们签的申请书，我们是不接收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接受站主任张晓东说，主要问题是考虑各个学校的协调问题，本来捐献人就不多，如果随便接收其他学校的捐献人会产生误解，而且手续还比较麻烦。张晓东解释，接收遗体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办的，所以学校一般只在周一到周五接收，平时会要求家属先存放在太平间。“亲人逝世，家属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也希望我们之间能够互相体谅。”刘勇寿说。（记者 毕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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