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演员张默。经过几部戏的锻炼，他已经在几十集的电视剧里做到了男主角的位置。

他感慨地说，和他一起生活学习了三年的同学，马上就要进行毕业的汇报演出了，但是很遗憾，他没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感受将学士帽扔上天空那幸福的一刻。张默说，现在感到很困惑的是，总是没有正面角色来找我演，“人家找我都说这儿有一个角色，特适合你……说到最后都是反面角色。”不过他担心的并不是不能演好人，“戏里没有好人坏人之分，演的都是人。”他只是在努力中等待，等待别人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张默开玩笑说，自己对父亲张国立的了解还没有观众了解得多，他甚至记不清父亲的确切年龄和生日。但是面对与父亲聚少离多的生活，张默已经不再抱怨和责怪，他说，至少我们相爱！“早晚有一天，你坐在下面看我演的戏！”

我们家人的身体似乎都不是很好。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有一年时间，几乎天天要打两针青霉素，因为我的扁桃体频繁的严重发炎。后来打得屁股上的肌肉萎缩，医生说不能再打了。本来决定把扁桃体摘除，以绝后患，但是医生说，我嗓音条件不错，别浪费了这个天赋，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用场。也因此我差一步没能成为专业的足球守门员，这也是父亲对我仅有的几次决策上的干预。长这么大他从来没打过我，顶多吼我两句，对我的事情一般都不会过分干预。如果他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犯错误，他会告诉我：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往往在我实践之后，会回来跟他说：“爸你当初说得怎么这么对呀！”我最大的两个爱好是音乐和戏剧，小时候别的孩子还玩儿弹球呢，我就一个人跑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去看话剧，其实根本看不懂，就是爱看。有一次门口卖票的阿姨拦着我说：“今天有领导，你小孩子就不要进去了。”我就非常生气，说：“早晚有一天，你坐在下面看我演的戏！”所以说后来我从事演员行业也并不是别人想象中的是我父亲的主意。

观众见他越多，我见他越少

其实以我父亲在影视剧里的表现就可以推算得出来他关心我的机会少得可怜。我在14岁以后，每次见到父亲都是在片场、剧组，以他影视剧作品的质量和数量，观众也能够想象得出来，我父亲很少有时间分给我，观众见他越多，我见他越少。如果一个人有一个事业成功的父亲，他就会不满足地抱怨：为什么我的父亲总是不关心我，没时间陪我？如果他的父亲整天关心他，照顾他，陪在他身边，他又会感到很烦：你快出去挣钱，你怎么不像别人那样开汽车，住洋房？人总是不满足现状。不过现在见他的机会要多一些，他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老板，我接的每部戏都由他把关，现在每个星期都通一次电话，报平安，汇报自己的情况。那件事情之后，我更加懂得爱。

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后我非常明白，我的公众形象非常不好，如果我父亲的剧组不接纳我，相信不会有哪个剧组肯接受我，于是我进了《少年宝亲王》剧组。他知道那时候我心理压力非常大，把我放在他身边，一来稳定我的情绪，二来教我演戏。这么大的一件事，即使是三四十岁的人恐怕也很难应对，更不用说我这样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我父亲在知道我的事情之后，他没有推托，没有回避，没有说：“是他的错，我不知道，跟我没关系。”而是非常负责的站出来帮我，那只有一种原因：我们相爱。我很喜欢陶喆的一首歌《爱很简单》。让我最庆幸的是，我的家族在我做错事之后，没有偏袒我，没有抛弃我。我父亲的兄弟都是他事业上的合作伙伴，我曾经一直觉得他们很冷漠，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妈妈家那样，逢年过节大家在一起聚会。但是在发生这件事之后，身边的人都在帮我，现在我已经为我的家族感到自豪和荣耀。

我父亲的公司里挂了很多剧照，都是他的成名作，我希望有一天也有我的作品能够与他并肩，希望能够超过他。但是他当然不愿意自己那么早下课，也希望我晚点儿上课。在演对手戏的时候，他会背着我跟摄影师说，“张默那小子老想跟我铆，你调整一下镜头，别让他太冒。”我开始完完全全的佩服父亲了

每个做儿子的都或多或少的把自己的爸爸当偶像崇拜，我当然也不例外，小时候他就是我的偶像。但是从拍摄了电视剧《少年宝亲王》起，尤其在艺术上，我真正开始完完全全地佩服他。我和父亲的第一次合作是在《我这一辈子》里，但是当初我只是个业余的戏剧青年，什么都不懂，在一些群众演员面前表演都会紧张得要命，更无暇欣赏我父亲的表演。但是我演《少年宝亲王》的时候已经接受了三年系统的表演训练，跟他对戏，我能够感到他身上的那种气场，他表演的节奏和状态已经到达一

种境界，再不合理的一句台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显得那么顺其自然。在这部戏里，我第一次跟“铁三角”有合作的机会。从纪晓岚开始，我父亲找到了一种新鲜而更加有吸引力的表演形式———和王刚、张铁林的固定组合。也许这就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点：总能在最合适的时机作出最合适的决定。他们能够在一起合作成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素质非常高的人，无论从人品还是从演戏上讲，都是水平非常高的。

我不是名副其实的“少爷”

我和我父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又有很多不像的地方。他在演戏的时候很感性，生活中却非常理性，而我却是个在戏里戏外都非常感性的人。我和很多人想象的并不相同，我父亲尽管不能在我身边，却没有让我顺顺当当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在剧组里当了三年的场工，每天挣30块钱，好几个人住一个房间，几个月不能回家。我给冯小刚、何群都当过副导演，我父亲的原则就是“我不能什么都给你，你要自己站稳脚跟”。

上大学以后，我每月的零花钱是1500块钱，这在我们这种艺术院校算是平均水平。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公路赛，可是一辆摩托车至少一万块钱，我就想尽办法，自己攒一部分，不够的再从我父亲那儿预支，甚至骗。为了买摩托，我真挨过饿。要是还差3000块，我就会跟他预支两个月的，喜欢的东西当然想尽早拥有，高高兴兴地把摩托买回家，下两个月的生活费就泡汤了，没地方挣钱当然就得饿着。父亲知道我玩儿摩托车之后，马上放出话来说：只要让我看见你的车，五分钟我让它就剩一个轮胎！他肯定会给我砸了。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也知道这项运动确实危险，最后四辆车丢的丢，送人的送人。张国立是一个低调的人

张国立是一个内向而且不善言辞的人，他在媒体面前很低调，每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都是用只言片语来应对，在“张默打人事件”发生之后的日子里，他应对媒体的更多的是沉默，即便是说上几句，也是惜字如金。而不久前他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却敞开心怀倾吐了心底情愫。她很了解我

张国立、邓婕这对形影相随的影视夫妻，几年来共同出演过很多部广受观众欢迎的剧目，如《宰相刘罗锅》、《一声叹息》、《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张国立也因在《康熙微服私访记》、《混在北京》中成功的表演而分别荣获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女人默默地支持着”。确实，张国立在说自己这些年来的成功时，仍不忘自己的夫人邓婕为自己做出的牺牲和支持。“第一次和她认识的时候，她还在拍《红楼梦》，我们经常一起聊戏，彼此很投缘吧！但那时我们并没有相爱。而我们真正在一起是在《红楼梦》播出后，那时她就成了众人追求的目标，也有很多人找她演戏，那时她的事业比我红火，但她并没有飘起来，我就是被她的单纯吸引了。结婚这么多年我几乎是一部戏接着一部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我的事业上，我们两人经常是聚少离多，为了我们的家她牺牲了很多。她是那种性格很直的人，什么事都不会憋在心里，所以有时她也会有些抱怨。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也存在着矛盾和争执，但是她永远不会坚持到最后，都会以我的意见为准。我不是那种会甜言蜜语的人，也不懂得浪漫，她很了解我，也慢慢习惯了。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很平淡但很真，我很感动很谢谢她多年来对我的支持。”

尊重孩子的选择

虽然张国立在演艺圈内名声不错，但是他并不愿意他的儿子张默继承自己的事业。他们之间并不是像朋友那样的父子关系，更确切地说是相当传统的，可他会尊重儿子的选择。“我并不愿意他来继承我的事业，我希望他能去读大学，学一个别的职业的专业，可是他就是喜欢，可能是遗传吧！所以我会尊重他的选择。我们并不会像朋友那样的聊天，更多的只是交流一些他应该注意的，可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想确实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这种教育方式在这个年代是行不通的。于是我们开始坐在一起聊天，他羡慕我们这一代人，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单纯。同时，我也发现他长大了，成熟了，他完全可以跟我进行一些成人和朋友之间的交谈。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复杂、更深不可测的世界，所以，对他来讲，经历一些磨难并不是一件坏事，心灵上的创伤是无法抹杀的，但这也会是他的一种人生财富。”曾经四处漂泊

张国立出生在天津，但却在陕西长大，参加工作到了贵州和四川，现在定居北京。这种四处漂泊的生活让他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地方的人，更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融入到这个城市。“我17岁被调到了成都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工团，在那生活了十多年，每天的演出就是坐了火车再坐汽车，到了一个地方就搭一个台子给工人演出。演完后马上拆掉台子继续走。那时的文工团就像一个家庭，那种感觉给我留下了太深印象，特别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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