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面对巴勒斯坦国内、以色列和美国的三方压力，上任仅130天的阿巴斯不得不辞去总理一职。

9月1日，本报就中东地区问题采访了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对以色列单边计划、巴以和平进程等问题进行深入报道。（详见2004年9月3日《新京报》）

12日，正值巴勒斯坦前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博士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华访问之际，本报记者赶赴上海，就中东地区问题对阿巴斯进行独家专访。

《新京报》：有机会采访你非常荣幸。五年之后，你故地重游，感觉怎么样？（阿巴斯曾于1999年访华。）

阿巴斯博士：中国的发展之快让我感到惊讶。我现在看见的景象和我1999年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变化太快了。我想如果我几个月之后再来的话，还会有巨大的变化。

成长回忆

我是1948年离开萨法德的，我那时已经13岁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家和我童年时候的事情。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它已经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了，我也承认这是以色列的领土。

《新京报》：你对在萨法德度过的童年生活还有记忆吗？在你离开之后，你又回去过萨法德吗？（1935年出生在现今以色列北部山区小镇萨法德。）

阿巴斯博士：我对我的童年有很多的回忆，我是1948年离开那里的，我那时已经13岁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家和我童年时候的事情。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它已经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了，我也承认这是以色列的领土。因为只要我们接受了和平，那我们就得接受和平的结果。

我回到巴勒斯坦之后，曾经去那个地方看了一看，但也就待了几分钟，当然，当时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离开这个地方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我也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去了。和平有时候是痛苦的，就像手术有时候是痛苦一样，但结果是让病人痊愈。

《新京报》：个人感情上是否痛恨让自己离开家园的人？

阿巴斯博士：是的，当1948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当然痛恨他们。我也参加了对他们的战斗和革命，但是现在我们是需要和平的时期，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感情。他们也需要改变对我们的感情。过去，以色列人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而我们则要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但我们双方都失败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寻求一个折衷的方法。我们说的折衷方法就是相互共存的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双方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下生活。四方委员会也是这么规定的。而且布什总统的思想里面也包含着两个国家的概念。

《新京报》：你是否还愿意回忆当年在叙利亚那段难民经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巴斯随家人逃往叙利亚，开始了在叙利亚的难民生活。）

阿巴斯博士：你可以想像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滋味。难民营里生活非常艰苦，需要忍受贫困、饥饿、疾病等种种痛苦，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想像的。尽管有一部分巴勒斯坦人通过受教育改善了生活，但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处在贫困状态中，他们缺乏正常生活所应该具备的各种条件。现在一半多的巴勒斯坦人都被看做是难民，还在等待着他们的问题的解决。

以色列问题专家

如果你要和敌人作斗争，你首先要了解敌人；你要和他共存也要知道它是什么样；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不了解对手都是致命的。

《新京报》：你是“法塔赫”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以色列问题专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以色列感兴趣的？（阿巴斯在叙利亚首都的大马士革大学获取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后又前往原苏联莫斯科东方学院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

阿巴斯博士：我是在1970年的时候开始对以色列感兴趣，包括以色列社会的各个领域。然后我就开始读一些关于以色列的东西，写一些关于以色列的文章，我总共写了12本关于以色列的书。我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了三年，主要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莫斯科的3年时间让我对以色列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在我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自治区以后，我又和很多以色列人进行了接触。通过各种途径我逐渐了解了他们。

当时不只是巴勒斯坦，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反对和以色列打交道，甚至反对听以色列电台，所以想要了解以色列还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受到这种压力，但后来巴勒斯坦人就慢慢地对我表示理解，他们也觉得应该这么做。但真正的要做好这件事情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当时听以色列电台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因为如果你要和敌人作斗争，你首先要了解敌人；你要和他共存也要知道它是什么样；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不了解对手都是致命的。

《新京报》：你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作为“法塔赫”的创始人，你曾经转战约旦、黎巴嫩和突尼斯。以色列暗杀了绝大多数“法塔赫”创始人，你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你觉得自己幸运吗？和以往相比，你现在安全了吗？

阿巴斯博士：我没被暗杀掉是非常幸运的。但我也得面对我们的兄弟对我的暗杀，还有萨达姆政权的暗杀，当时萨达姆要巴勒斯坦人去杀害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和我一起研究以色列事务的人，他们杀害了4-5名我们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在西班牙他们还杀害了我的一个得力助手，他们也想暗杀我，但很可惜没有成功。

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相对安全也许有所改善，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工作还是具有危险性。现在巴勒斯坦仍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谁都有可能被暗杀。以色列对我的办公室和住所也发动过袭击。从开始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准备时刻牺牲自己。为了实现目标，我们牺牲了自己休息的时间、自己的生命，我们还准备牺牲我们的家人。只要从事的是合法事业，这就有意义。

《新京报》：你从事的具有挑战危险的工作，你的家庭生活因此而受到影响了吗？

阿巴斯博士：的确受到了影响。

《新京报》：你的家人会不会为你担惊受怕？

阿巴斯博士：是的。

130天总理生涯

我当时辞职主要是因为受到三方面的压力，以色列、美国和巴勒斯坦。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我作出了辞职的决定。

《新京报》：你还记得你决定辞职那天所发生的事吗？

阿巴斯博士：我对那天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辞职主要是因为受到三方面的压力：第一是来自以色列方面的，以色列总理沙龙没有响应我的要求，也从来没有给我提供过任何帮助；第二方面是美国没有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第三方面是来自巴勒斯坦，有些人向我施加压力逼迫我辞职。我当时想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我做出了辞职的决定。我在担任总理期间提出了一些改革计划，并且也得到了立法委员会的通过，这是对我的政府的肯定，但是我在后来感到我不能够执行这一计划，所以我宁愿辞职。

《新京报》：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愤怒还是沮丧？

阿巴斯博士：我感到非常地沮丧，因为我没有办法执行我的政治计划。可以想像一个人没法实现自己理想时的感受，而且我的计划是得到了立法委员会的同意的，但结果还是失败了。

《新京报》：你自己怎么看待担任总理130多天的所实施的改革，你是否后悔过接受阿拉法特的任命？

阿巴斯博士：当时并不是我要求当总理，而是巴勒斯坦各方面要求我出任总理。我做了130天总理，在这期间我开始了各方面的改革，改善了巴勒斯坦和一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

和以色列方面也开始了认真的接触和联系，我感到了我们的改革是在向前推进。但是当我看到我在行政、财政、安全、司法等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入的时候，我选择了辞职。

新一轮大选

我没有参加大选的打算。我是巴解组织执委会总书记，以后条件允许的话，我在这个职位上也会有所作为。这是别人的想法，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新京报》：你的政治生涯富有传奇色彩，你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最辉煌的一刻是在什么时候？

阿巴斯博士：我最辉煌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我的政治生涯中还是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刻，比如说当我们签署“奥斯陆协议”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但很可惜它还是没有带来完全的和平，因为有些人在破坏这个协议。

《新京报》：巴勒斯坦新一轮的大选已经拉开了帷幕，有人认为你是有希望问鼎的人，你准备参加大选吗？

阿巴斯博士：我没有参加大选的打算。我是巴解组织执委会总书记，以后条件允许的话，我在这个职位上也会有所作为。这是别人的想法，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新京报》：有人说中东是一个充满阴谋诡计的地区，谁都不知道巴以冲突何时结束，或许永远也不会结束。你是否有时也会感觉到深陷其中的痛苦，你有没有考虑过永远地离开这一是非之地，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阿巴斯博士：作为一个正常人都会有这种感受。阿以冲突100多年，大家都应该为结束这一冲突努力。我们非常需要相信和平的人，因此我们对拉宾的遇刺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拉宾是个真正相信和平的人，但他却被以色列人杀害了。我们也希望以色列有越来越多的相信和平的人。我们不希望永远生活在和以色列人的冲突当中。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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