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技术的影响被吹得过头了。并不奇怪的是，两位作者不同意这种解释。事实上，他们主张，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远远未被耗尽：“数字化使得几乎任何情形都有海量数据可以利用，而且此类信息可以被无限复制和重复使用”。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统计得出的产出增幅如此之小？两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大量廉价或免费的服务（如skype或维基百科(wikipedia)）；大规模的用户自产娱乐（如facebook）；以及统计中未能充分计入所有的新产品或服务。2007年6月之前，即使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享用不到iphone手机，它的价格是无穷大的。从无穷大滑落到某个特定价格，这种下降并没有反映在价格指数中。同样，数字产品和服务中的“消费者剩余”——对消费者而言的价值和价格之差——往往是巨大的。最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衡量方法还低估了无形资产领域的投资。

这似乎颇有道理：大批新型电子产品的问世，以及数字经济的崛起和其独特的低边际成本，对福利乃至gdp的影响比目前的衡量方法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然而，担忧依然存在。信息时代适逢——而且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利的经济趋势：实际收入中值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不均加剧，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长期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我们得到的解释包括：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侧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赢家通吃”市场的崛起；以及租金收入（尤其是来自知识产权的收入）发挥的作用。不妨考虑一下谷歌(google)搜索算法的研发成本与其价值之间的差额。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发挥了作用，而这两大趋势也都得到了新技术的提振。

《第二个机器时代》坚称，最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个开端。很多日常的脑力劳动将被电脑化，就像文书技能遭遇的变化那样。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可能被进一步掏空。结局可能是更为两极化的收入：顶层有一小批赢家，下面则是苦苦挣扎的庞大群体。以2012年的情况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2%，这一数字比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占的份额高出一倍多。

人们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不安。首先，底层人群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艰辛：两位作者指出，1990年至2008年，无高中文凭的美国白人妇女的预期寿命下降了五年。第二，如果收入变得太过不均，年轻人的机会将会减少。第三，富人会变得对其余人群的命运漠不关心。最后，会出现权力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对民 主公民资格的理想形成嘲讽。

在遥远的未来，会思考的机器甚至可能压倒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就像如今最优秀的人类国际象棋选手知道他们并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国际象棋大师一样。但两位作者暗示，远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入不均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给该书同时许诺的充满机遇的盛世蒙上阴影。

因此，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巨大的挑战——假如我们要确保新的机器不致变成弗兰肯斯坦怪物的话。这些挑战对如下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方面包括：产权、教育、税务，以及其他旨在增进人类福祉的政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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