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于就业的贡献在减弱，而坏消息是，这个贡献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弱。

今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工博会上，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无外乎是展会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各类机器人。大规模的机器人作业不再只是科幻画面，已经成为现实。

在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国内最大的汽车座椅生产企业里，机器人已经开始占据重要的工位。

“目前生产流程中的金属件的冲压环节都已经被机器人取代了。”延锋江森副总经理倪嘉文表示。在他看来，除了一些精细化工的环节仍不能替代手工作业，但对于大批量的产品生产而言，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占据现有的工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日前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工信部将从设专项基金、建立准入制度等八个方面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也会出台机器人产业扶持政策，目标是到2020年， 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达到100台以上。

事实上，机器人只是制造业升级转型对于既有生产方式和人力资本使用产生冲击和重构的一个缩影。在工博会上，各家主要的设备制造商纷纷都已经将系统和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信息化和自动化的作为“卖点”。

仍以延锋江森为例，在采用机器人替代人力的背后，是西门子plm软件平台上对于产品生命周期进行了提前的规划以降低设计和工程成本，大量遍布于生产设备中的传感器将生产数据实时传输到后台汇总、分析，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节省了开发时间。

但是在这幅“一把椅子也有技术含量”的数字化制造图景中，普通工人的角色也正在被边缘化。

“我们的销售规模预计今年增加40亿元，因此我们仍然在继续招聘工人，但是相比以往，招聘人数的增速是在下降的。”倪嘉文表示。

机器人的好处显而易见：减少操作中的人为因素、提高实施的安全性。更重要的是机器人的价格从前几年的80万~90万元/台下降到了20万~30万元/台。与之对应的是，在中国每年劳动力的薪酬涨幅普遍在10%左右。

机器人将替代我们的工作，我们似乎有理由为此感到担心。然而，换个角度看，从流水线上被解放出来的工人何尝不是打开了另一扇生产力之门。

牛津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后的20年里英国有1/3的工作都有可能被机器取代，其中简单的重复性加工处理和文秘等年薪3万镑的工作职位被取代的几率是年薪10万镑职位的5倍。

但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了一些近10年前所未闻的工作：社交媒体实习生、数据科学家和减肥操教练等等，这都是全球从业人数增长最快的职业。

在美国，创业型企业被视作重要的新就业人口的观察窗口，2000年到2010年期间，美国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型企业对gdp的贡献从14.9%提高了21%。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占比从10.8%增加到了11%。

在中国，以创业板为例，截至2014年5月，创业板企业创造了30.7万个就业岗位，在私营企业岗位数的比例从2009年的0.11%提升到了0.27%。

显然，把劳动者从脏的、危险的和一些单调无趣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鼓励创业型企业的产生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就此损失经济效益。这种知识“溢出”外部性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而眼下，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恰好具备了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基础。

一方面，此前30年的企业发展积累了内部人才，另一方面，我国每年有超过600万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至2013年间，有1.5亿人以上获得了高中文凭。这些人正在成为社会劳动力中的主流。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制造业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自动化转型对于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消息。不被流水线束缚的双手和头脑将有机会产生出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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