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人工智能的热潮汹涌澎湃。最近，浙江大学原校长潘云鹤院士提出了人工智能2.0的概念，认为基于一系列全新前沿技术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已经初露端倪，将在不远的未来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

1978年，当潘云鹤从湖北襄樊回到家乡杭州，迈入浙大学校门，他的身份是浙大计算机系系主任何志均教授的5位硕士研究生之一，他当时报考的方向就是人工智能。

40多年过去，人工智能作为一个专业方向，在中国高校经历了消失又重现的过程。今年，浙大新增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并依托人工智能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招收人工智能方向工程博士。这些学生将和老校长潘云鹤，在同一个方向上探索钻研。

教育部已经提出，到2020年，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培养一大批人工智能人才。

然则，人工智能人才究竟如何培养？除了学习相关科技之外，随着人工智能与社会生活密集交织，一些至关重要的人文性的思考，似乎也需纳入人工智能教育范畴之中。

前两天，浙大举办了一场学术对谈，来自计算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法学院的专家交流了关于人工智能和伦理学、法学关系的认识。大家的一个共识是，在如火如荼开展的人工智能人才交叉培养中，一定不能少了“伦理”和“责任”的内容。

这一轮人工智能发展出的巨大威力，集中表现在alphago及其后继者和人类对弈时不断取得的胜利。浙大计算机学院吴飞教授回顾了deepmind公司取得的这一伟大成果，它让世界看到人工智能在当前先进技术的支持下所能达到的高度。

下围棋也好、玩电子游戏也好，这些毕竟不是有很大伦理风险的事情。但是，一旦人工智能开始代替我们开车、做手术，甚至在法庭上代替我们做出裁判，这时相应的伦理规制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无人驾驶汽车，在遇到伦理学上经典的电车难题时，它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冲向一个人，还是冲向五个人？它做出选择，是基于人类的灌输，还是其自我的智能？”张彦问道。

我们让医疗机器人代替我们做出诊断，代替我们拿起手术刀，但如果由此发生医疗事故，我们究竟该归因于开发产品的企业、产品拥有者还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

无人超市似乎开启了全新的零售体验，但自然灾害发生时ai贩售员竟自动提高了紧缺的矿泉水的售价，这又是谁之过呢？

媒体调查显示，近半数网友遭遇过企业“大数据杀熟”，这样一个社会权力结构严重不对称的未来，真的是可欲的吗？

更关键的问题，归结于技术和人的关系。传统地看，谈论伦理的主体是“人”。在浙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彦教授看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我们对于人的理解越来越物化和去意义化，人和机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该如何对待机器和自身的关系？人和机器应该整合吗？如果人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可以通过其他物理和化学手段来满足，那么，人还有参与社会互动的需要和动力吗？

技术越复杂，稳定性就越差；人工智能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从而目前仍非常缺乏稳定性的技术。张彦认为，人类当前对人工智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其功能性，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所制定伦理规范仍然是很抽象的，在现实生活中稍加运用就会出现诸多难点。

比如，合同这样一个典型的博弈过程，过去只会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需要甲乙双方自己寻找信息，做出决策。而人工智能可以寻找有目标导向的大量信息，精准决策，如果我们和人工智能交易，极大的可能是像李世石、柯洁面对alphago那样全面落于下风。“规范人工智能这一强大的对手，是否需要加强对方的告知义务与确定告知界限？”浙大法学院周江洪教授说。

还有比这更引人深思的问题——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能够帮助法官判案了，判决书写得比人类法官还要完美。浙大的科研团队通过向人工智能“喂食”案例，逐渐教会了机器听讼断案。你会接受一个机器人为你做出裁决吗？“alphago告诉我们，学习的数据越多，机器就越智能。但到了法庭上，却不是数据越多越正义。过于精确的数据，很多时候加大了人工智能做出合乎正义的判决的难度。”周江洪说。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是全球性的，如何协调人工智能技术与伦理规则的发展步调，也需形成全球性的共识。张彦表示，一个有代表性的趋势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坚持技术的绝对中立立场，而更倾向于在具体情境中对伦理问题做出判断。

“这场讨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应当来学习人工智能知识。”吴飞说，拥抱人工智能的未来，不是让计算机学院培养的学生去当医生、当法官，而是让人工智能成为人人都能掌握的工具，来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发现、面对并最终回答伦理挑战。 记者 曾福泉

以上是网络信息转载，信息真实性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