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人们直观的感觉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带来对相关行业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减少，将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由此产生了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焦虑，因此人工智能会导致失业的担忧，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

当前对人工智能和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区分三类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悲观派，认为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带来的破坏效应将远大于创造效应，失去的岗位远比新增的岗位多，从而导致大规模失业。第二种是乐观派，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创造效应远大于对就业岗位的破坏效应，因此不必担心大规模失业问题。第三种则是各种类型的中间派，例如一种偏乐观的中间观点认为：类似于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革命对就业只会带来短期冲击，最终会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岗位增加所抵消，因此如果由于技术发展导致大规模失业，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特定的制度环境。而另一种偏向于总体不可预测，具体领域需要具体分析的中间派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确实很大，但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而言，不是均匀地产生影响，而是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而这些相互竞争甚至对立的观点往往出自不同的立场和研究假设，例如全球知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预测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未来20年将新增加大约9000万工作岗位，而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则指出2015—2050年，主要工业化国家由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冲击，将导致工作岗位净减少510万个。麦肯锡公司的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不同国家对就业带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薪酬水平、需求增长、人口结构和经济构成这四个因素，因此中国、日本、印度、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就业情况也将有所不同。

而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给社会就业带来的冲击总体可控的观点，与上述的各种中间派观点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若干核心立场与研究假设的不同。过去历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教训，例如任由资本的力量驱动新技术的扩散，而国家层面缺乏对由此带来的就业人口转移的培训、福利政策等各种准备，在社会未达成充分共识之前，由于面临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而偏重或过度推动技术的应用。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需要从更宽广和更务实的维度来进行思考。

首先是避免过度拔高单一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以二战以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例，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不仅受益于信息或电子革命，也受益于农业革命、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各国战后重建需求、医疗进步、军事技术的扩散、国际贸易发展等多个方面，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信息革命的影响叠加起来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工作岗位、劳动力就业结构等发生变化，因此就某类技术与就业关系的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换而言之，不仅要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也需要在理论考察中充分考虑多学科的思想资源，才能在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中准确判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趋势。

其次是需要引入合理的历史性考察维度，目前的研究和讨论中，虽然有些也考察了历次工业革命的一些经验，但主要集中在一些实证性的数据验证上，而对于劳动力、就业等核心概念的分析上，仍然是从相对静态、固定的角度出发。事实上由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就业的形式、劳动力的范围、雇佣关系等都在发生剧烈改变，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职业的分类也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因此就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破坏和创造效应如何预测而言，很多方面仍在逐步摸索，静态地将其与历史上的就业数据对比，很可能得出不充分的结论，例如技术发展带来的共享经济、众包模式，以及远程办公，导致劳动力在非全职雇佣的情况下仍能获得合理报酬，这些新的就业形式与历史数据往往很难简单对比。

再次是需要主动管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需求变迁，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主要是提高人类物质劳动和部分精神劳动的效率，或者在某种程度代替人类，在价值创造中处于生产环节，因此技术不能作为一个拟人主体代替人类进行物质和精神消费。但是人工智能却能对未来社会需求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物质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重复性的脑力劳动被替代后，人们有更多精力从事重大的创新活动，知识生产的速度和总量都会由此增加。例如当前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游戏、直播、网络媒体等精神消费或娱乐的支出增长很快，由此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和社会挑战，同时由于流通领域中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提高了物质流通中信息交换的效率，导致对相关物流设备的需求也大大增加。

最后则是为了确保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的影响总体可控，需要在政府管制、政策引导和观念传播上积极主动地介入，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往往只是受到专业领域内技术知识、工具手段的制约，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在很多方面还难以替代人类劳动，但随着技术自身的进步，它们会以某种难以预测的方式逐步进入人类社会的大多数工作岗位，导致就业人口转移、收入分配体制等一系列的挑战。因此只有在充分洞察技术趋势的同时，利用立法、税收等多方面手段，同时让技术的开发者、推动者、受益者和其他受影响者广泛参与，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方能在制度安排和社会接受度上做到可控。例如在当前风头正劲的无人零售、无人货运等领域，其涉及的就业人口高达数千万，虽然技术上还不太成熟，但如何引导其发展，并为未来的就业人口转移在技能培训和新岗位创造上作好安排，需要各方积极参与并提出解决方案，只有在作好充分准备之后，才能妥善应对人工智能给就业带来的冲击，而这方面的未雨绸缪，无疑是保证影响总体可控的前提条件。 作者：陈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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