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经济走势和经济增速的高低完全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

在物价和房价没有出现“软着陆”之前，任何刺激只会使未来的经济运行更加复杂。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周期更应从制度释放的角度去分析，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短周期则应更多侧重于决策当局的政策取向。

4月经济数据超出市场想象，单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已降到7%左右。令人忧心的不仅是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是在经济增速快速下降的同时，高企的物价和房价并未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这说明，尽管经济运行复杂，但潜在增长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资本市场投资更关注的是当前经济所处的周期阶段，但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多来自制度的释放，导致其增长框架有其特殊性，政治和政策敏感性更强。这就使我们很难秉承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去分析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尽管康氏长周期、朱格拉周期、熊彼得创新周期等在分析西方经济增长时似乎很有市场，但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实仍显偏离。

因此，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周期更应从制度释放的角度去分析，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短周期则应更多侧重于决策当局的政策取向。尽管很多学者偏向于认为制度的演进属于内生演进，政策出台是由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决定的，但对于中国这一经济体而言，决策当局对制度释放的魄力和取向，无疑会决定中长经济周期的产生和延续，同时决策当局对经济增长或通胀的偏好无疑会影响短期经济的波动性。

但无论如何短期的经济政策很难改变中长期经济的运行趋势，中长期经济运行受制于潜在增长率的高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只能依赖于制度的释放，因为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一个非创新型经济体而言，也只能依靠制度的释放。

4月经济增速再次出现快速下降，市场自然会想到经济政策的再次刺激，以扭转经济下降的趋势。其实，自2011年10月“预调微调”政策出台以来，经济政策已经转型，但在物价和房价都还没有实现“软着陆”之前，臆想通过政策的大幅刺激，显然不合时宜。况且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大幅扩张所带来的后遗症。

经济刺激只有在经济体运行过程中忽然出现突发事件，为避免出现休克式下降时才会采用，但刺激政策并不能成为常态政策，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长时间刺激所带来的“滞胀”后遗症，至今记记忆犹新。

在当前全球都未走出金融危机阴霾之际，我们更需要去面对的不是商讨如何实施进一步的刺激计划，而是如何去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如何才能提升潜在增长率。

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表现较为强劲，美国此轮经过刺激政策的不断推出，经济体的复苏已经开始从制造业领域渗透到消费领域，就业状况也得到了改善，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也已经呈现转暖的迹象，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在今年仍将延续。只是这种复苏在未来的强劲程度以及能否引领美国进入新的一轮增长周期，值得质疑。首先，此轮美国经济的复苏更多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随着未来一些刺激政策的到期，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其次，今年一季度以来美国经济的复苏更多受到消费复苏的影响，消费需求的复苏无形之中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平衡，贸易逆差随之扩大，这种不平衡的加剧很难使经济的复苏具有持续性，毕竟2008年次债危机的产生更多源于消费信用的过度扩张，导致经济出现不平衡，危机的出现显示出过度依赖消费扩张的增长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再重新复制。

受国际需求放缓等因素制约，2011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速呈现高位回落态势。由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阴霾并未散去，全球经济要想重新步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路途依然遥远。因此，未来美国引领的全球复苏仍然呈现弱复苏状态，我国未来出口仍将呈现“弱势”格局。

由于中国的消费更多呈现被动型消费格局，即投资需求旺盛，消费需求随之旺盛，投资需求下降，消费需求也随之下降。对于2012年而言，尽管国家政策想拉动内需消费的动力很强，但短期而言，制约消费增长的其他因素同样存在，包括：汽车和住房消费难以摆脱政策调控的影响，住行消费升级步伐放慢；物价水平保持高位，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具有负面影响；中高端商品进口关税迟迟不下调，影响高端商品消费的释放；负利率和股票市场低迷，损害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消费能力等。因此，2012年消费需求也将呈现“弱势”格局。

不难看出，今年中国经济走势和经济增速的高低完全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尽管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今年将面临挑战，但由于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二年，只要投资项目能较快集中投放，也很容易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增长。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在于，2008年扩张政策实施后，物价和房价经历两年多的政策抑制，目前并未出现当局所希望的回落，在物价和房价没有出现“软着陆”之前，任何刺激只会使未来的经济运行更加复杂。（夜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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