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关于碳排放权的争夺暗战一直没有停止过，碳排放权就等于发展权。碳排放是基于温室效应的一个概念，由于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碳就作为这一概念中的关键词汇了。对于碳排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是以人均碳排放作为衡量指标还是地域面积作为衡量指标，是以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作为衡量指标，还是以未来人均碳排放可能存在的当量作为指标，衡量指标的不同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诉求不同。

从人类活动对于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趋势看，对于碳排放加以约束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碳排放不仅仅是纯粹的环境问题，碳排放来源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问题的背后是经济问题、道德问题、技术问题等多重问题的交融。发达国家对于碳排放权的争取意图在于未来和发展中国家享有同样的碳排放权，这看似公平合理，但忽略了历史累积碳排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显得失去了公允。因为发达国家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过去野蛮、粗狂式的能源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基本完全忽略全球环境安全需求的一种绝对适用模式。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的概念更有利于争取发展的发言权，强调了发达国家在温室效应上的历史责任，特朗普的“大呼上当”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权的“不满”，更多是对过去的历史责任不负责。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与磋商，就减排责任分担、碳排放权分配等所制定的各类方案，事实上，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好各国在碳排放上的历史责任、现实发展需求及未来发展趋势需求的关系展开的。

中国承诺的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是基于单位gdp的概念提出的，实际上也是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效应问题上的发展优先原则。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二者从国际公平的碳排放角度讲是不一致的。把碳排放概念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真实水平及民生福利需求讲，首先是务实，而敢于承诺也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能源消费过程的节能减排政策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将牺牲掉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部分动力。中国过去一个时期的碳排放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出口贸易产品技术增值空间太小，实际加剧了高耗能及碳排放量过大。中国最近一个阶段出现的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调整产品出口结构等对于优化碳排放结构也是有利的。

碳排放权看似是能源消费问题，而对于一个国家就是发展权，如果以个人的角度出发，只有国家层面在世界上具有碳排放权，能源消费政策才能更有利于群众生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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