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类和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外贸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出口种类数更多，意味着出口的产品更齐全。但即便两个国家拥有同样的种类数，也存在多样性的差异。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往往面临追求“全”还是追求“专”的两难选择。

实际上，出口产品是更加齐全还是集中有其特定的规律，受国家发展阶段的影响。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没有能力生产太多的工业或制造业产品，出口自然较为集中。随着国家发展水平提升，开始工业化进程，出口种类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的某个阶段，既能大量生产中低端产品，又正在向高端产品攀升，此时的出口种类是最齐全的。随后，由于拥有生产高端产品的能力，中低端产品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出口的种类又开始集中。

中国出口种类的变化大体符合上述规律。从较为宽泛的行业来讲，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矿产品占据了出口的大头，但很快被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产品替代并长期占据出口的头把交椅。直到20世纪末，资本密集型的机电产品才跃居出口的老大。从种类来看，中国加入wto之前，出口种类较为集中；加入wto之后，出口种类越来越齐全。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出口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

出口种类齐全当然有好处，但中国也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出口种类齐全意味着对外国的依赖程度要低一些，当发生贸易摩擦的时候，抗压能力自然也就强一些，但是不能被好处蒙蔽了眼睛。

第一，中国出口种类齐全的原因之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世界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分工模式，各国只需专注于产品的某一个环节。中国因为进口零部件并进行加工组装才有能力生产原本无法生产的产品。第二，出口种类齐全意味着无法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无法专注生产自身更具有优势的产品、把优势产品做到最好。第三，工业品出口挤压了服务业出口，才能有空间生产更多产品种类；出口种类齐全导致的量的快速增长容易引发贸易摩擦。

因此，非常有必要调整中国的出口种类和出口结构。对于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而言，就是应该越来越专注于附加值高的产品，越来越专注于产品的高附加值环节，并关注产品的质量。

比如，生产智能手机，产品的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营销等环节附加值更高，单纯的组装环节附加值明显较低；产品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同样的产品，质量更高，则出售的价格能更高，被竞争对手的产品替代的可能性就低，外国对该产品的依赖性就更强。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意味着，中国出口必然要向高附加值、高质量的“双高”迈进。

“双高”需要投入高技能的劳动力，也就是经过良好教育、培训甚至更高层次教育的人才。附加值最高的那些产品则需要最顶尖的高科技人才。有了人才，还需要人尽其用，将其能力发挥出来，激励其做出创新。重视人才和创新，是中国从出口齐全走向出口高端和专精必然绕不开的法宝。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也会出现一些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必然会下降。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部分产业即便在国内生产也不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进而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下降，并不意味着就放弃这些产业。

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承接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缓释就业压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附加值高的环节，比如服装设计和营销就具有很高的附加值。中国可以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上游环节，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承接纺织服装业时，就需要中国提供的纱线、布匹和机器设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们一不要惋惜，二要认识到其中蕴藏的机会。

除迈向高附加值和高质量外，中国的外贸结构调整还需做两件事，那就是提升本土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和提升服务业出口能力。中国的加工贸易曾经占据出口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本身附加值较低，需要增强本土企业的自主出口能力，通过利用国内中间品而非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提升服务业出口能力则意味着增强服务业竞争力，让高端服务业更有能力为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和升级提供服务，与工业品出口形成良性循环。

出口结构从齐全到专而精，中国确实在努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近年来，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发展，国务院也都专门发布过指导意见。

无论是从规律还是提升自身福利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出口结构都到了追求专而精的阶段。当出口产品的种类真正做到了专而精，贸易强国梦也就实现了。 （作者：苏庆义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转自：中国国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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