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强说，去年，卫生室建913份健康档案，获补贴913元；组织32位老人体检，获补贴64元；预防接种和妇幼保健全年分别获补贴300元和290元。可是，租车送老人去体检要花钱，每月至少去1次乡卫生院、防疫组开会要自掏路费和餐费，打电话督促村民打疫苗要交电话费，这一项项算下来，卫生室不但不挣钱，反倒赔了钱。不光如此，由于乡卫生院对新农合报销时常滞后2个月甚至半年，卫生室实际上一直在为村民垫付药费，“资金运转困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去年，李同强的卫生室还在实行药品自主定价销售，5万元的年收入在村里勉强达到中等水平。可一旦实现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李同强担心，卫生室的收入将大大缩水。“卫生室1年常规支出房租1500元、取暖烧煤2500元、电脑宽带1000元、水电费几百元，还要花2000多元购买新农合软件和收据，如果再算上向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卫生监督所各交的1000元罚款，总支出大约1万元。假如像很多省、市一样，只为基本药物零差率补贴几千元，就算再加上公卫服务的几千元补贴，到时候卫生室的收支基本相抵。”

“再忙再累都没关系，就怕补偿太少，干不下去呀。”李同强说，此外，因个人体质或药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无法预测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现在都由村医埋单。他盼着以后能通过医疗事故保险或第三方进行责任认定等方式，降低村医的医疗风险，给他吃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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