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种业的历史，史家们总有必不可少的套路。比如“四自一辅”一直被公认是中国种业历史的“开山”时期，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所谓“四自一辅”是指1958年到1978年间，中国农民对于农作物种子的“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的调剂”。其实这个方针是针对“大跃进”时期的吃光喝光的疯狂败家行径的回归，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农民伯伯们的长期实践没有区别，完全处于原始和自发的蒙昧状态，根本没有所谓的“产业”可言。既然没有产业，也就没有所谓的种业，所以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种业的“开山”时期也就显得牵强了。所谓的“必要的调剂”自古以来就有，或是朝廷的开仓救济，或是民间的自由买卖，或是邻里的实物交换，实在算不得我们的发明。

1978年开始，中国的种业进入了所谓的“四化一供”时期，即“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有计划组织供种的原则”，笔者认为这时才是中国种业的起步时期。但由于旧有体制的限制，从业人员认识的局限性，我们的所谓“四化”名头虽然响亮，实质内涵却非常有限。“品种布局区域化”和“种子产业专业化”的发展尚可圈可点，但在“加工机械化”和“质量标准化”方面则乏善可陈，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大约处于中上水平。“在有计划组织供应”方面基本能够满足一般生产的基本需要，但产业运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这一时期的发展也体现了我们种子行业对于产业发展的认知水品，自己和自己比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和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比，水平则差了一个世代。

在1980年前后，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了一批在当时来看比较现代化的种子加工厂，但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产业的支撑，没有技术、市场和管理人员的运作，没有体制和机制的支持，这批工厂建成之日就成为被闲置无用之时。大好的机会和资源被白白浪费了，实在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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